随着成交量的上涨，北京卖房业主的心态也在悄然发生改变。最近，家住北京立水桥的苗样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那头是此前看过他房子的意向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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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马戏团长

提到晚明的江南，许多人印象中那是一处富庶繁华之地，即使到了崇祯末年，西北已经开始人吃人了，江南这里还是到处莺歌燕舞，生活安逸。

◇ 图为明 仇英《西园雅集图》局部

这个印象从大体上讲也不能算错，江南富庶，在别的地方非常罕见的商品经济到了江南却是正常现象，尽管这里赋税在整个大明是最高的，这里的科举是整个大明最卷的，但是你只要稍微在当地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这些赋税和科举的负担，完全不妨碍你过一种醉生梦死的生活——以上是宏观的印象，如果拿着放大镜看，晚明的江南远远说不上太平，有不少看似体面有头有脸的大家族经历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过程，而他们的败亡并非完全因为朝廷上的政治斗争，而完全是在乡村中，“陷入了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

最近的一本新书《江南困局》就是用放大镜选了几个横切面，仔细观察了几个典型案例，呈现了不一样的历史。

◇ 图为唐元鹏《江南困局》

书里写的六个故事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当事家族都有人在科举中胜利，从此家族在当地发达起来。在大明朝，科举的胜利，哪怕仅仅是考中举人，就意味着鲤鱼跳龙门，举人可以有官做，虽然官不大，但那就意味着和蚁民完全不同了，举人不但可以摆脱沉重的徭役赋税，举人在当地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可以和当地县令平起平坐了，甚至县里有疑难案件，托举人老爷说几句话是真顶用的。明白这个，就可以从心理上深刻理解为什么范进中举之后就疯掉了——举人如此，得中进士，甚至能进翰林，那更是了不得。

◇ 科举上的成功就代表拥有了特权 图为连环画《范进中举》封面

在江南，一家人家大业大，只能算大户，如果能连着出几个科举成功人士，那才能算是典型的名门望族，典型的比如松江的徐阶家族，华亭的董其昌家族，等等等等。

在中国古代这样利出一孔的情况下，有了权，自然财富也就滚滚而来，这一点甚至都不需要当事人自己出面，自然会有不少人赶着过来。比如说有不少人会选择“伪寄”自己的田产给到望族，毕竟普通田产赋税沉重，江南尤甚，已经成了不少人无法承受之重，但望族不一样，他们的田产是可以不交税的。这么一来，望族们想不积攒田产都难。

◇ 图为明嘉靖年间的一份田契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多少强买强卖，那就不足为外人道也。再比如，大明太祖朱元璋是严禁蓄奴的，到了晚明，大户望族畜养奴婢却非常普遍，如何做到却也不难，只要跟这奴婢家里订立卖身契，这契约里写明某某某甘愿到某某人家当干儿子，干女儿，交银子拿人便是。所以晚明的不少笔记小说里能看到一个个干儿子非常卖力地给干爹们干活，实际就是主仆关系。

一来二去，名门望族在当地势力非常强大，不仅有官府有盘根错节的关系，还有大量的田产和供使唤的奴婢们。这在当地绝对是人上人，天顶星人，鄙视链的最顶端。按照许多人的想法，幸福是比较出来的，是建立在“我比别人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之上的，那么这些望族也的确是“幸福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 图为明 仇英《西园雅集图》局部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来自民间的浪涛会分分钟爆发，轻则让望族威望扫地，重了就是人头落地了。比如董其昌家，就是因为家奴陈明跟当地陆家抢一名婢女，引发了一系列矛盾，本来这事儿董家算是占理，但他家家奴强砸房门进入陆家要人，引起了许多人的愤怒，更有人开始编排董其昌的淫词艳曲，而这董家也是不依不饶，仗着自己的权势愣是自己侦查，找到了这些淫词艳曲的始作俑者，乃是和他们有姻亲关系的冯家。

再往后，董家步步紧逼，不依不饶，冯家因为此事还闹出了人命，这一下子激起了民愤，董其昌在当地偌大的家宅被围堵，甚至被一把火烧尽。虽然事后董其昌穷追猛打，表示这看似民变，背后一定有人指使，狠狠办了几人，挣回了一些面子，但自己在当地的财富和威望也就化为乌有。

◇ 图为董其昌画像

董其昌这样的还算好，至少功名和性命都在，有一个更惨的典型名为郑鄤，此君为常州武进横林人士，跟东林党诸君走得很近，本来拥有大好前程，却在科举高中进士进入翰林院之后因为上书天启皇帝劝他“远离宦竖”而遭到罢黜。等到天启驾崩，魏忠贤倒台，郑鄤应该能得到任用，却因为父丧母丧在家丁忧。到了崇祯八年，郑鄤结束丁忧，要去北京大显身手，并且跟当时的内阁首辅温体仁聊天，痛陈国事，锋芒毕露。温体仁自然是极不喜欢他的，谋欲除去。

此时郑鄤族人礼部尚书吴宗达提供了关键证据，说这郑鄤“惑父出家”，还杖打其母。在大明朝这种极端强调以孝治天下的时代，如此罪过都够死好几回了。刑部后来在审这个案子的时候非常谨慎，所有郑鄤的罪过都不清不楚，朝中还有人要保他，只要能找到常州籍人士证明郑鄤清白，他就可以出狱——可问题在于，郑家在常州为非作歹，鱼肉乡里，声名狼藉，不但在京的常州籍官员无一人出言相救，甚至还落井下石。而关键时刻，郑鄤的族弟也出来指认，说郑鄤顶不是个东西。这么七七八八下来，再加上监狱里略施小刑，比如夹手指，郑鄤也就招了。最终这个案子崇祯皇帝亲自批示，郑鄤凌迟。

◇ 图为郑鄤墓碑

在整个大明朝，被凌迟处死的人屈指可数，整个崇祯朝就俩，一个袁崇焕，还有一个就是郑鄤。这个案子，郑鄤是不是冤屈，当然可以讨论，但郑家在常州声名狼藉，却是在关键时刻把郑鄤推向不归路的关键因素，所以唐朝的那句话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指绝不只是君王。

既然得罪乡里百姓有如此严重的后果，那么去讨好乡里又怎么样呢？毕竟战国末期的孟尝君门客冯谖就如此收买人心。嘉靖万历年间浙江湖州的望族董家就是这么做的，他们的儿子董嗣成表面上深知望族的名声至关重要，于是决定效仿冯谖，以非常低的，几乎半卖半送的价格把这么多年巧取豪夺的田地给散出去，收买人心。

这个做法看上去没问题，但是执行的时候就出了乱子，来他家的人挤破了头，大有哄抢之势，甚至有人把董家之前的那些肮脏之事全都抖了出来。这么一弄，董家元气大伤，风光不再。按理说穷山恶水出刁民，那么山不穷水不恶的地方大抵会好一些的，但并非如此。

◇ 图为明 李士达《岁朝村庆图》局部

以上种种，不可一言而尽，就是晚明的几个江南切片。当时的不少笔记提到说“世道变了”，正德之前还不这样，怎么嘉靖之后就如此了？有一种解释，说是嘉靖之后大量白银流入江南，商品经济带来了社会的复杂，晚明的社会矛盾在白银的催化之下就愈发尖锐——这个说法当然没错，但如果深究一步，这士绅财富从何来的，还是依附权力。

再问一步，这个获得财富和名望的过程，有没有相对公平的司法保障，答案自然是没有的。再者，士绅阶层和牛马阶层，有没有可以对话化解矛盾之法，当然更是没有的。所以这事儿归根到底，是“大明落后的制度和先进的商品经济之间的矛盾”。换句残酷点的话，人人平等公平正义总会实现，in one way or another——解释一下这个英文，这个意思是要么通过体制改革得以实现，要么就靠着献忠们，实现“屠刀面前人人平等”。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说的就是这么个事儿。

但可惜的是，无论那些饱读诗书的望族子弟，还是远在北京的皇帝大臣，对这些总是不知道，不想知道，不能知道，所以在晚明的江南，高压锅的压力其实正在逐渐上升，牛马们会反抗，比如万历年间葛成的机工之变（详见：大明苏州狠人葛成：布衣之怒，暴打贱奴，天下维护！| 循迹晓讲），以及天启年间的五人墓碑记故事。

然而，大明朝这个时候陷入了加税的饮鸩止渴，三饷要收什么叫股市杠杆，对牛马的盘剥会更厉害，在这个时候，即使是表面看上去不错的江南士绅，也不能独善其身，而这个故事的最终结局，不仅指向崇祯十七年景山的老歪脖子树，也指向同年在江南爆发的江南奴变（详见：明末江南奴变：翻身牛马把主弑，八旗野猪入关来？| 循迹晓讲），这对于江南的士绅是非常沉重的打击，所谓“翻身牛马做主人，八旗野猪入关来”——真到了这个时候，讨论水是不是太凉，意义大概的确是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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